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96 号中化大厦 16 层
在“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下,人才已成为高校最核心的战略资源。高校人事部门作为学校人才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教师队伍的服务者,其职能已从传统的事务型、管理型,向战略型、服务型、专业化方向深刻转型。人事工作者不仅是教职工的“娘家人”,更是学校人才生态的“营造者”与“守护者”,其工作效率、专业素养与工作热情,直接影响着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的全链条效能,关乎学校核心竞争力的构建。
然而,与教师队伍的职业发展备受关注相比,作为“管理队伍”的人事工作者自身的发展困境与职业挑战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灯下黑”状态。他们身处政策传导、利益分配、矛盾协调的交汇点,面临着来自学校高层、二级单位、广大教职工的多重期望与压力。一方面,人才竞争白热化、人事制度改革深化、教职工诉求多元化,使得其工作量与工作复杂度呈指数级增长;另一方面,传统的行政化管理思维、模糊的职能边界、有限的职业晋升通道,又使其常常陷入“事务缠身”与“价值感缺失”的困境。这种长期的高负荷、高压力与低控制感、低成就感的错位,极易滋生职业倦怠(Job Burnout),表现为情绪枯竭、去个性化、个人成就感降低等典型症状。
职业倦怠不仅是个体层面的职业危机,更是组织层面的管理风险。一个充满倦怠感的人事团队,难以提供高效、精准、温暖的人事服务,更无法在战略性人才规划、高层次人才引进、教师发展体系建设等关键任务上贡献专业价值。因此,系统研究高校人事工作者的职业倦怠问题,并探寻与之相配套的专业化能力提升路径,不仅是关爱管理干部队伍、促进其个人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保障高校人才战略落地、推动学校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本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力图揭示问题本质,并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
职业倦怠是一种由长期工作压力导致的生理、心理综合状态,其核心特征为情绪衰竭、玩世不恭(去个性化)与效能感低落。在高校人事工作者群体中,这三种表现尤为突出。
(一)职业倦怠的典型表现
情绪衰竭(Emotional Exhaustion):这是职业倦怠的核心维度。人事工作者每天需要处理大量重复性、紧急性事务,如薪资核算、社保缴纳、招聘面试、政策解答等,同时还要面对教职工在职称评审、薪酬待遇、合同纠纷等方面的焦虑、不满甚至指责。这种持续的情感付出和情绪劳动,极易耗尽其情感资源,导致身心俱疲、工作热情丧失、对工作感到麻木和厌倦。
去个性化(Depersonalization):作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长期的情绪透支会导致工作者以一种冷漠、疏远、消极的态度对待服务对象。在行为上,表现为对教职工的咨询不耐烦、服务态度生硬、习惯性地按章办事而缺乏人文关怀,将教职工视为需要处理的“问题”或“数字”,而非服务的“人”。这种“去人性化”的服务不仅损害了教职工的体验,也加剧了管理方与被管理方的对立情绪。
个人成就感降低(Reduced Personal Accomplishment):人事工作多为幕后工作,其价值往往体现在学校整体人才队伍的稳定与发展上,成果难以量化和即时显现。当辛勤付出的引才项目因各种原因失败,或精心设计的培训计划反响平平,或日常事务性工作得不到认可时,工作者容易产生“工作无价值”、“付出无回报”的挫败感,对自身工作的意义和能力产生怀疑,职业认同感和成就感持续走低。
(二)职业倦怠的深层成因剖析
高校人事工作者的职业倦怠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可从工作本身、组织环境、职业发展三个维度进行归因。
工作特征因素:高负荷与高冲突并存
工作超载(Quantitative Overload):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和人事制度的精细化,人事工作的量级和复杂度急剧增加。一人多岗、一岗多责是常态,工作者常常需要在薪酬、招聘、社保、师资等多个模块间切换,处理海量的报表、数据和流程,导致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工作与生活边界模糊。
角色冲突与模糊(Role Conflict and Ambiguity):人事工作者扮演着“政策执行者”、“员工服务者”和“学校管理者”三重角色,这三者之间时常存在冲突。例如,严格执行紧缩的编制政策与服务教师职业发展的需求之间;控制人力成本与满足教职工薪酬期望之间。同时,随着高校改革的不断深入,政策频繁调整,其职责边界和评价标准也时常处于动态变化中,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其角色模糊感,导致工作压力增大。
组织环境因素:支持缺失与评价单一
组织支持感不足(Lack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部分高校对人事工作的战略地位认识不够,将其视为简单的行政服务部门,在资源分配、人员配置、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投入不足。当工作者面临困难和压力时,缺乏来自上级的有效支持和资源倾斜,使其产生“孤军奋战”的无助感。
绩效考核机制不科学:对人事工作的考核往往侧重于过程性、事务性指标(如流程是否规范、材料是否齐全),而忽视了其战略性、价值性贡献(如人才梯队建设的质量、教师满意度的提升)。这种单一、僵化的考核方式无法真实反映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和工作价值,难以起到正向激励作用。
不良的组织文化:若高校内部存在部门壁垒森严、沟通不畅、官僚作风等问题,人事工作者在推动跨部门协作、执行改革措施时将面临巨大阻力,内耗严重,进一步消耗其工作热情。
个体与职业发展因素:能力焦虑与前景迷茫
专业化能力不足的焦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要求从业者具备战略规划、数据分析、薪酬设计、心理辅导、法律应用等多方面的复合型专业能力。许多从行政岗转来或长期从事事务性工作的人员,面临知识结构老化、技能单一的困境,在新要求面前感到力不从心,产生强烈的能力焦虑和职业危机感。
职业发展通道狭窄:高校内部的职业晋升通道通常向教学科研人员倾斜,管理干部的晋升空间相对有限,存在“天花板”效应。对于广大人事工作者而言,职业发展路径模糊,横向流动困难,容易产生“千多千少一个样”、“一眼望到头”的无力感和前景迷茫,丧失进取动力。
化解职业倦怠,不仅要关注压力的“疏解”,更要关注价值的“重塑”与能力的“赋能”。提升人事工作者的专业化能力,使其从被动应付事务的“办事员”,转变为能够创造价值的“专家”,是应对职业倦怠、提升个人成就感的根本出路。
(一)构建“T型”复合能力模型
新时期的高校人事工作者应具备“T型”能力结构,即“一专多能”。
“T”的纵向深度(专业精深度):精通至少一个人事模块(如招聘、薪酬、培训等),掌握该领域的核心理论与前沿实践。例如,招聘专家需掌握人才测评技术、行为面试法;薪酬专家需掌握岗位价值评估、薪酬体系设计方法。
“T”的横向广度(通用能力与知识):广泛涉猎与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领域,包括高等教育学、劳动法律法规、心理学(尤其是组织行为学与职业心理学)、基础统计学与数据分析、信息技术应用等。
(二)关键专业化能力提升方向
从“事务处理”到“战略协同”的能力:培养宏观视野,理解学校发展战略,能将人事工作与学科建设、教学改革等核心任务紧密结合。学习运用战略地图、平衡计分卡等工具,将人才战略目标分解为可执行的人事举措。
从“政策宣贯”到“数据驱动决策”的能力:告别单纯依赖经验和个人感觉的工作方式。掌握数据分析工具(如Excel高级功能、SPSS、Python等),能够对师资结构、薪酬水平、人才流失率等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为人才政策制定、绩效评估优化等提供量化依据。
从“管理控制”到“服务赋能”的能力: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学习教练技术、引导技术、沟通与冲突解决技巧,将工作重心从管控转向为教职工的职业发展赋能。例如,在教师入职、晋升、转岗等关键节点,提供专业化的咨询与辅导服务。
从“风险规避”到“劳动关系与危机管理”的能力:深入学习《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提升处理劳动争议、合同纠纷的专业能力。同时,学习危机公关理论与方法,能够从容应对涉及教师权益的突发事件,维护校园稳定。
为有效破解高校人事工作者职业发展通道狭窄的瓶颈,高校应积极探索并建立与管理序列并行的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晋升通道。其中,将人事工作者纳入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序列,是一项极具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的关键举措。
(一)建立“双通道”职业发展模式
传统的单一行政管理序列,使得所有优秀员工都必须竞争有限的领导岗位,导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困境。对于高校人事工作者而言,许多专业精深、擅长业务操作但不一定适合担任管理职务的骨干人才,其职业发展因此受限。引入经济师专业技术资格序列,实质上是构建了管理序列与专业技术序列并行的“双通道”发展模式。人事工作者可以根据自身特长和职业规划,选择成为精通人事业务的“专家”,而非仅仅追逐“官职”。例如,一位擅长薪酬福利设计的员工,可以通过持续深耕,晋升为高级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享受与同级管理者相当的待遇和地位,实现“不当官也能晋升高职级”的职业发展。
(二)明确经济师序列的对应关系与价值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经济专业技术资格与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人事工作者通过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并获得相应资格,可以被单位聘任为经济师(初级、中级)或高级经济师(副高级、正高级)。
中级经济师
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八至十级,可享受科级干部待遇。
高级经济师(副高级)
对应专业技术岗位五至七级,可享受副处级干部待遇,是晋升高级管理岗位的“加速器”。
这一制度设计,为人事工作者的职业晋升提供了国家认可的、标准化的阶梯,使其职业发展路径清晰可见,有效缓解了因前景不明朗导致的职业倦怠。
(三)发挥资格认证的“指挥棒”作用
经济师(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考试与评审内容,全面覆盖了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福利管理、劳动关系管理等核心专业知识体系。将人事工作者的职业发展与该序列挂钩,相当于设立了一个专业能力提升的“指挥棒”。为了获得晋升,工作者必须系统学习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掌握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了解行业前沿动态,这将极大地激发其主动学习和自我提升的内在动力,从而系统性地提升整个团队的专业化水平,使其工作更具科学性和前瞻性,从源头上减少因能力不足、工作被动而产生的挫败感。
(四)提供多元化的激励与保障
除了职级晋升和待遇提升,纳入经济师序列还能为人事工作者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激励。例如,取得经济师证书后,可以享受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最高3600元);在部分城市,获得高级经济师职称还可享受积分落户加分等政策红利。高校自身也应配套出台激励政策,如对取得中高级经济师资格的员工给予一次性奖励或月度津贴,并将资格作为岗位聘任、干部选拔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一个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个人成长与组织发展相统一的动力系统,显著增强人事工作者的职业获得感和荣誉感。
解决职业倦怠与能力提升问题,需要个体、组织、行业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一个立体化的支持体系。
(一)个体层面:自我调适与主动学习
树立积极的职业心态:进行认知重构,认识到人事工作在学校发展中的战略性价值,从平凡的日常工作中寻找意义感。学会接纳工作的不完美,设定现实的职业期望。
实施有效的压力管理:学习并运用时间管理(如番茄工作法)、情绪管理(如正念冥想、情绪ABC理论)等技巧,主动进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培养至少一项兴趣爱好,定期进行体育锻炼,为身心“充电”。
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基于“T型”能力模型,评估自身能力短板,利用在线课程(如中国大学MOOC、学堂在线)、行业培训、专业书籍阅读、向优秀同行请教等多种途径,进行系统性、持续性的学习。
(二)组织层面:制度优化与文化建设
优化工作设计与流程再造:高校应定期审视人事工作流程,借助信息化手段(如HR SaaS系统)将繁琐、重复的事务性工作自动化、智能化,将人事工作者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明确岗位职责,减少角色模糊与冲突。
构建全面的激励与支持系统:
改革绩效考核体系:建立以价值贡献为导向的KPI与以行为表现为导向的KCI相结合的复合式考核体系,将服务满意度、人才项目成功率、创新举措等纳入考核,并与晋升、评优、薪酬紧密挂钩。
完善职业发展通道:打破管理序列的“单车道”,建立“职称晋升”与“职级晋升”并行的双轨制。开通经济师序列专业技术资格和对应的职务,使其不必走上管理岗位也能获得职业成长与待遇提升。
加强组织关怀与心理援助: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领导应定期与员工交流,倾听其心声。引入员工帮助计划(EAP),为员工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压力疏导服务。
营造支持性的组织文化:倡导“专业、人本、协同”的组织文化。鼓励创新与试错,对工作中的失误给予更多包容。加强部门间的沟通与协作,打破部门墙,形成工作合力。定期举办团建活动,增强团队凝聚力和归属感。
(三)行业层面:资源共享与平台搭建
构建高校人事工作者学习共同体:由教育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牵头,建立线上线下的交流平台,定期举办研讨会、工作坊、案例分享会,促进不同高校之间先进管理理念、成功实践经验的交流与借鉴。
开发标准化的职业能力认证体系:推动建立针对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者的专业能力标准和认证制度,引导和规范从业者的学习与发展方向,提升整个行业的专业化水平。
开展专项课题研究与成果推广:鼓励和支持针对高校人事管理热点、难点问题的专项研究,如“高校教师绩效评价改革”、“高层次人才服务模式创新”等,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指南,在全行业推广。
高校人事工作者的职业倦怠与专业化能力不足,是制约高校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两块“短板”。二者互为因果,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负向循环。破解这一难题,必须采取系统性的思维和综合治理的策略。结论在于:职业倦怠的根源在于高要求与低支持、低能力的结构性矛盾,而专业化能力的提升是打破这一矛盾、实现个体与组织共同成长的核心杠杆。其中,为人事工作者开通经济师专业技术资格序列,构建管理序列与专业技术序列并行的“双通道”发展模式,是拓宽职业发展空间、激发内生动力的关键制度创新。
展望未来,高校人事管理将朝着更加战略化、数据化、人本化和生态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人事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也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通过个体主动求变、组织倾力支持、行业协同引领的三维互动,我们有理由相信,高校人事工作者能够有效克服职业倦怠,实现从“事务官”到“战略伙伴”的华丽转身。一支充满活力、专业精湛、富有使命感的人事管理队伍,必将为高校汇聚天下英才、激发创新活力、实现长远发展注入最持久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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