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UCA时代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日益体现为其组织能力与人才密度。为应对复杂挑战,培养具备全局视野和复合经验的“T型”乃至“π型”人才,已成为众多集团的战略共识。因此,在集团层面推行关键人才的战略性轮岗与跨单位流动,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举措。其理论上的益处显而易见:打破组织壁垒,促进知识共享与创新融合;防止人才在单一业务线内形成“隧道视野”;加速高潜人才的成长,为集团储备未来的领军人物。
然而,美好的战略意图往往在落地时遭遇冰冷的组织现实。当集团总部(代表“集权”意志)下达人才流动指令时,常常受到各业务单元(体现“分权”现实)或明或暗的抵制。业务负责人们内心充满疑虑:“我辛辛苦苦培养的得力干将,凭什么要拱手让人?”“他走了,我这个季度的业绩指标谁来扛?”“把人给了别人,岂不是增强了竞争对手(内部兄弟单位)的实力,削弱了我自己?”这种心态与行为,便是典型的“人才保护主义”。
其直接后果是“人才调不动”——人才流动计划沦为纸上谈兵,即使强行推动,也往往以“流出垃圾,留下精华”的逆向选择告终。更深远的危害则是“墙内开花墙外谢”:由于内部上升通道和横向发展空间受阻,顶尖人才在感到成长天花板后,最终选择离开组织,在外部市场实现价值,造成组织人才的巨大流失。这一困境,本质上是中国式分权模式在企业内部的微观缩影,是总部战略管控与地方经营自主权之间张力在人才领域的集中爆发。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实现人才在集团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与价值最大化,是当下每一位高层管理者必须直面并解决的核心课题。
将“人才保护主义”简单归咎于业务单元负责人的“本位主义”或“格局太小”,是片面且无效的。管理者必须穿透现象,看到其背后复杂的、系统性的驱动因素。
这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在绝大多数企业中,业务单元负责人的薪酬、奖金乃至职业前景,都与其所负责业务的短期(通常是年度或季度)财务指标(如收入、利润、市场份额)紧密挂钩。这种绩效考核体系,本质上是一种“压力传导机制”,它将集团的总目标分解并压实到每一位业务负责人身上。
在这种高压下,业务负责人的行为模式必然是“理性经济人”的。一位得力的销售总监,可能是其完成年度回款任务的关键保障;一位资深的技术专家,可能是其产品按时上线、赢得竞争的核心支柱。将这些“关键资产”输出给其他单位,无异于自断臂膀,直接威胁到自身核心KPI的完成。尽管集团宣扬人才流动对长期发展的好处,但长期收益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而短期损失是具体的、即刻的。当考核体系只奖励“守住地盘”的将军,而不奖励“输送将领”的元帅时,“人才保护主义”便成为了一种理性且必然的选择。
在资源有限的集团内部,各业务单元之间并非总是协同合作的伙伴,更多时候是争夺总部资源(预算、资本开支、政策支持)的“竞争对手”。一个业务单元的业绩增长,往往意味着在集团年度预算分配中能获得更大的份额,其负责人的话语权也随之提升。这种内部资源分配的竞争格局,催生了“零和博弈”的心态。
从业务单元的视角看,人才,尤其是核心人才,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将自己培养的优秀人才输送给兄弟单位,在短期内意味着自身实力的削弱和竞争对手实力的增强。这好比在囚徒困境中,选择“合作”(输出人才)可能会带来集团整体的最优解,但选择“背叛”(保护人才)却是保障自身利益的最优策略。尤其是在业务模式相近、存在潜在替代关系的单位之间,这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担忧尤为强烈。当组织缺乏强有力的机制来打破这种“囚徒困境”时,局部最优便会持续压倒全局最优。
除了制度和利益层面,文化心理层面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许多管理者在潜意识里,将麾下的优秀人才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或“个人作品”。这种“拥有感”源于他们在此类人才身上倾注的培养心血和共同取得的战斗成果。人才的成功,被视为自己领导有方的证明;人才的流失(即使是内部流动),则被看作是一种“损失”甚至“背叛”。
这种认知偏差,使得管理者难以从“控制者”转变为“赋能者”。他们习惯于“拥有”一个稳定的、听指挥的团队,而不是在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人才生态系统中去“使用”和“贡献”人才。更深层次地看,这反映了管理者内心的“不安全感”:担心失去关键人才后,自己无法驾驭局面,从而暴露自身能力的短板。因此,建立一种强调“人才为集团所有,为业务所用”的开放文化,并赋予管理者相应的能力与安全感,是破解保护主义的软性但关键的一环。
破解“人才保护主义”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顶层设计、制度保障和文化塑造三个维度协同发力,将人才流动从一个“行政命令”转变为一个“价值驱动的生态循环”。
人才流动不能为流动而流动,必须与集团的战略地图紧密咬合。
明确流动的战略意图:集团总部必须清晰地回答:我们为什么要推动人才流动?是为了培养未来的CEO,还是为了将A业务的成功经验复制到B业务?是为了整合新并购的公司,还是为了组建一个跨部门的攻坚项目?不同的战略意图,决定了流动的对象、方向、方式和期限。例如,为培养复合型高管,应设计跨越不同职能(如研发、销售、供应链)、不同业务板块(如成熟业务、成长业务)的“之字形”轮岗;为复制成功模式,则应派遣核心骨干团队进入目标单位进行短期“赋能式”流动。
绘制关键人才地图:集团需要建立统一的人才标准,定期进行人才盘点,识别出那些对集团战略实现至关重要的“关键少数”(如高潜人才、核心技术专家、核心管理人才)。在此基础上,绘制一张覆盖整个集团的关键人才地图,明确他们的能力画像、职业发展路径以及潜在的流动方向。这能让总部的流动决策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也让业务负责人明白,保护某些人才是在阻碍集团的战略布局。
精巧的机制设计是打破“零和博弈”的关键,它能让业务单元在贡献人才时,感受到“失”与“得”的平衡。
优化绩效考核与激励机制:这是改革的“牛鼻子”。必须将“人才培养与输出”纳入业务单元负责人及其管理团队的KPI中,并赋予可观的权重。例如,可以设立以下指标:
人才输出率:成功向集团其他单位输送的高潜人才数量或质量。
人才梯队健康度:关键岗位有无合格的继任者,这是确保输出人才后自身业务不受严重影响的前提。
跨部门项目贡献:团队成员参与集团级项目或借调至其他单位的贡献度。
建立“人才转会费”制度:接收人才的单位需向输出单位支付一笔“转会费”(可以是内部结算的奖金、预算,甚至是未来的部分业绩分成),以补偿其在人才培养上的投入和短期业绩损失的风险。这能将人才流动的价值显性化、货币化,使其成为一种受市场机制调节的内部行为。
建立双赢的职业发展路径:人才流动必须与个人的职业发展深度绑定。对于接受流动的人才,集团应提供清晰的职业承诺,例如,完成一次成功的跨单位任职后,将进入更高阶的人才池,获得优先提拔或参与更重要项目的机会。同时,建立“回流机制”,允许人才在流动期满后选择回到原单位,并将其在外面积累的新知识、新技能视为对原单位的“反哺”,这样也能降低业务负责人“人才一去不复返”的恐惧。
强化总部的“赋能”与“兜底”角色:当业务单元因输出关键人才而面临短期业绩波动时,总部不能袖手旁观,而应扮演“赋能者”和“救火队员”的角色。例如,总部可以临时调配资源、派遣专家团队支援、或在考核时给予一定的“观察期”和“容错空间”。这能极大地降低业务负责人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更愿意参与到人才流动的“大局”中来。
制度和流程是骨架,文化则是血肉,它决定了人才流动能否顺畅、持久。
高层垂范,传递清晰信号:集团最高领导层必须是人才流动文化的坚定倡导者和实践者。CEO应亲自讲述自己或他人的轮岗经历如何促进了个人成长和业务成功。在重要会议上,公开表彰和奖励那些积极培养并输送人才的业务单元负责人,将他们树立为“有格局、顾大局”的榜样。同时,对于顽固的“人才保护主义者”,要给予私下提醒乃至公开批评,让所有人明白,保护主义是不可触碰的“红线”。
打造“人才为公”的组织叙事:通过内部宣传、文化活动、培训等多种方式,反复强调一个核心理念:“所有人才,首先是集团资产,其次才是业务单元的资源”。管理者最大的成就,不在于拥有多少精兵强将,而在于培养出多少能够走向更广阔舞台的将军。将“为集团输送领袖”塑造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改变管理者对成功的定义。
构建信任与开放的沟通场域:建立正式的沟通机制,如人才盘点会、跨业务单元的人才发展论坛等,让不同业务单元的负责人有机会坐在一起,共同讨论人才的现状、需求和未来发展。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增进理解,建立信任。当A业务负责人了解到B业务正在开拓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新市场,急需某类人才时,他或许会更愿意将自己麾下的“爱将”送到那个能让他“封狼居胥”的战场上去。
“人才调不动,墙内开花墙外谢”的困境,是企业集团在成长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阵痛。它根植于组织深层的“集权-分权”矛盾,是考核机制、资源博弈和文化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破解这一难题,没有一劳永逸的银弹,需要管理者具备系统思维和长期主义的耐心。
核心在于,必须通过清晰的战略引领,赋予人才流动明确的价值导向;通过精巧的机制设计,重塑“责权利”关系,将人才流动从“零和博弈”转变为“价值共生”;通过深厚的文化浸润,改变管理者的心智模式,从“拥兵自重”的领主心态转变为“人才辈出”的园丁心态。
最终,一个成功的、充满活力的人才流动生态,其标志不再是“调不动”,而是人才在集团内部如同血液在健康的身体中一般,能够根据组织需要,自主、顺畅、高效地流向最需要它们的地方,滋养每一个业务单元,从而铸就整个集团坚不可摧的组织能力和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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